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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跃文:我鄙视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

时间:2014-07-19 13:40  来源:未知  作者:程安琪  阅读次数:

 1962年出生的王跃文如今已经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龄,然而这位著名作家出版的新作却名为《我不懂味》。“不懂味”是湖南方言,意思是不识时务。“识时务者为俊杰,此话常被人奉为人生信条,我却鄙视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。”在《我不懂味》中,王跃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,被称为“官场小说第一人”的王跃文,其实并不认同贴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标签。

 

曾经的理想是当教师

 

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儿的大嫂给了他一个红薯,他都没有力气走回家。

 

和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,王跃文的童年时期正赶上“文革”。他的父亲因为写了一首打油诗便被打成“右派”,他的童年是在饥饿、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。时至今日,王跃文仍然记得,有一次他到离家几十里的大山里去砍柴,回来的路上饿得浑身发软迈不动步,就坐在路边哭了起来。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儿的大嫂给了他一个红薯,他都没有力气走回家。“我是在受冷落、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。我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,从小就慌张而怯弱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我知道自己将在乡村终老,死后埋进村子对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。”在现实世界不如意的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构建独立的精神世界,然而那个年代,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没什么可读。

 

从童年到少年时代,王跃文只读过几本小人书。但那时候的小人书,很多都是名著改编的,比现在的卡通读物有营养。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原著,他只读过《红楼梦》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。“《红楼梦》当时读得不怎么懂,却是印象最深刻的。说个有意思的细节,书中并不分男他女她,我就非常困惑:林妹妹分明是个女孩子,怎么用男他呢?少年懵懂,又不好意思问别人。”

 

那时候的王跃文,并没有想过以后要成为作家,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,到县里一中或二中去教书。大学毕业的时候,县政府想从毕业生中挑个“笔杆子”,刚好王跃文的父母跟当时的两位副县长有些故旧关系,于是王跃文就被挑中了。“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,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,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。”

 

对官场有很深的了解

 

“依我当时的级别,只能等大家挑剩了,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。”

 

因为身在官场多年,王跃文对官场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。“有那么些年月,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。大概从一九五七年以后,上级就是上级,下级就是下级了。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相比,官场规矩越来越复杂化了。”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王跃文的单位以优惠价卖鱼,有一条20多斤的大鱼没人买。王跃文把鱼买了下来,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出一些话来,说他不懂事。“为什么?因为那条鱼应该是县长才能买的。也就是说,依我当时的级别,只能等大家挑剩了,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。这是我头一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。”

 

1999年,王跃文的《国画》出版,一时洛阳纸贵,数月之内加印五次,次次脱销。这部被称为“官场小说开山之作”的作品,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线索,揭开了官场的游戏规则,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挤压。“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。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,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,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,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,遇着来人了,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,身子往前一抵,就把抽屉关上了。”

 

在《国画》之后,王跃文又写出了《梅次故事》《苍黄》等多部反映官场的作品。他在《国画》的后记中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这样的阐述:“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,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。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,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,可能很费神。”

 

相信自己对得起良心

 

“如果我同现实形成冲突,不是我错了,而是现实错了。”

 

记者:听说您的书让官场中的某些人不高兴了,压力最大的时候,您心中是什么想法?怎么走过来的?

 

王跃文:客观上讲我是有压力的,但我同时又是有力量的人。我的内心很强大,这种强大源于自信。我相信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,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如果我同现实形成冲突,不是我错了,而是现实错了。我仍然安静地写作,时间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冲洗掉了。

 

记者:您曾经患抑郁症离家出走?

 

王跃文:我独自出走,直接原因是那天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,这对我心理冲击很大。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,独自驾车出走了。我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,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内心。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,随便找一家旅馆住下。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,可又想家,结果还是回来了。

 

进入中年以后,我的眼睛越来越容易湿润了。我听不得人间悲剧,但悲剧天天都在发生。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,我却无处诉说自己的不开心。我时常觉得胸闷,需要强制自己不断做深呼吸。抑郁症也许有,不过我自己调整得没问题了。

 

记者:不管是社会也好,官场也好,之所以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。

 

王跃文:圣经里有个故事,一个妇女犯了通奸罪,依照法律应该拿乱石砸死。这桩公案被交给耶稣来裁决。耶稣说,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,结果人们听了这话都不作声了。中国的传统观点是,人之初,性本善,所有人都没有罪,缺乏忏悔意识。

 

“官场作家”的概念不严谨

 

“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,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,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。”

 

记者:您被称为“官场小说第一人”,请问您认同“官场小说作家”这个定位吗?

 

王跃文:我几乎同所有媒体都得谈这个话题,像个祥林嫂了。我不赞同。它不是个严谨的学术概念。如果简单拿题材标签作家和作品,那么我写过《龙票》,我是历史商战小说家;我写过《大清相国》,我是历史小说家;我写过《亡魂鸟》,我是知青小说家;我写过很多乡村小说,我是乡土作家;我还写过很多杂文,我又是杂文家。

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,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熟悉这种生活。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,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,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。我并没有刻意将朱怀镜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、好官或庸官。朱怀镜想做些好事,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,他对朋友、对亲情、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,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。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、太深刻的人性。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,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。

 

记者:现在官场小说很火,您认为当下的官场小说对官场的揭示是非常深刻还是存在距离?

 

王跃文:我上面提到过很多类型的“小说家”,但被舆论广泛认知的我就是所谓官场小说家。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,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原因。读者如此关注官场,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“官本位”文化,民间对“官”,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。


我无法对当下官场小说作完整评价,因为我不可能对浩如烟海的官场小说全面了解。不作研究而发言,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 

记者:生活中的您是个什么样的人?除了阅读和写作,还有其他爱好吗?

 

王跃文:我是个非常普通,普通得没有太多个性的人。我不喜欢那种扮作家状(故意装得像个作家)的人,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,也喜欢同朋友们喝茶聊天。不太运动,这是我生活方面最大的毛病。

 

我平时像个农民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不紧张的时候,白天写作,晚上休息,我的写作状态是轻松自如的。晚饭后,天气好就散散步,这是我胡思乱想的时候。我最爱胡思乱想,可以想想问题,也可以清静灵魂。


 

责任编辑:程安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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