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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硕:文学史研究的标准原则是历史和美学

时间:2014-06-20 10:22  来源:未知  作者:程安琪  阅读次数:

在提倡传统文化愈来愈热的今天,抛却浮躁表层,仍然能够安守书香宁静,并始终如一坚守在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———古代文学科研及教学第一线上的学者并不多见,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、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

  与先生的访谈约在山东大学他的办公室,当时尚未开学,教学楼内显得有些空寥寂静,但年届85岁高龄的先生已经带着一位在读博士生开始准备功课了。“我对文学史的这些问题还是挺感兴趣的。我先讲着,你有问题再补充?”随后,先生从桌上拿出写满密密麻麻笔记的几页纸,用数个“为什么”,将笔者本来所提的浮于表面的问题逐渐深化,并深入浅出地将自己的文学史观与治学之道娓娓道来。


  “文学史研究的标准原则是历史的和美学的”

  问:您曾说过“做学问,特别是做古代文学的研究,基础是重要的。”您觉得做古代文学研究应具备哪些基础?

  答:我常跟学生们讲,选择古代文学史或古代文学专业比较难,因为基础知识涉及多方面。为什么说是多方面呢?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文学作品是以文字为媒介的,因此在文字方面有要求,至少一个作品要能读得懂、读得通,否则你就没办法进行研究了。同时文学又在内容上牵涉很多方面,其中文学与社会、人的联系是全息性的,由此文学在发展中与政治、宗教、哲学、民俗各个方面都有联系。在这方面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老师陆侃如先生。他有一部书叫《中古文学系年》,他在前言说过这样一个意思:文学史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工作,第一个方面叫朴学,朴学是什么?实际指的就是文字学。第二个方面是历史学,你要懂历史,包括作家生卒、作品产生的时代、作家之间的交游等。现在有一种叫“中国文学编年史”,出了很多相关的书,但在他看来这不是完全的文学史,为什么?没有第三方面的工作,就是美学。你要做文学评论,首先要对作品本身进行解析,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。

 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我在七八岁开始读私塾,从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一直念到《诗经》,后来羡慕洋学堂,才转到小学五年级,因此我在古代文学方面多少有些基础。上了大学,就很理所当然地当了陆侃如、冯沅君两位先生的课代表。大学最后一年冯先生推荐我留校做助教,可能跟毕业前的一件事情有关。大学最后一个学期,冯先生在上课时突然把我叫起来,指定讲义中一篇没有讲过的古文,让我当堂读一遍。因为我多少有些基础,算是比较顺利地把文章念完。后来我想,其实她是在测验我能不能读懂、有没有错字、能不能正确地断句,如果我能顺利地读下来,就说明我能理解。

  问:您对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解读与诠释,初步建构了文学史学的体系,您坚持怎样的文学史学观?经历了哪些转变?您觉得文学史研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?

  答:我国的文学史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,西方或日本的文学史都早于我们。100年多来,我们的文学史出现的也很多,并成为大学基本课程。那么,什么是文学史?各个文学史著作在序言中都讲了讲。我觉得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。为什么?如果只是文学编年,那就不是纯粹的文学史,因为没有对文学作品进行解析,你光知道哪个时期哪个作家写了哪些文学作品,而没有具体内容。文学史还是要有文学的内容。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写的什么,一是怎么写。比如体裁,中国有很多体裁,体裁的演变应该是文学史的内容;体裁之后是怎么创作,比如诗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意象,意象是怎么形成的,在不同历史时代有怎样的变化,这些方面也应该是文学史的内容。

  当然,文学史应该有史的内容。文学史有对作品的诠释、评鉴,但和一般文学批评不一样。文学批评可以有赏析性质的,也可以着重于评价,过去也有文学批评是从文学作品引申更广泛的问题,比如王国维先生用叔本华的“悲剧论”来解释《红楼梦》。但文学史的研究,还是应该立足于文本,并且不能是按照历史顺序把对作家作品的评鉴组合起来,那没有史的内容。另外,研究文学作品的重点在于把握它的特征,那么,除了考虑作品本身,还要考虑一个共性,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,不是说单纯找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,而是要看出这个时代之下各个作品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有异,你才能看出这个作品的文学性好不好,文学性强不强。

  文学史有史的特点,求真求实,所以文学史一部分牵涉文学史实的问题,需要考证考实,力求符合作品的实际。从这点我又想到一个问题,文学史与一般历史有什么不同呢?一般历史是过去的事情,我们今天是通过保留当时少部分文献,还有大部分后人追记,去对历史进行文字性表述;文学史则不同,过去的文字资料都存在,是第一手的,我们拥有文学历史,它本身就是存在的。因此文学史与一般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同,历史学是做回忆性的复原,在追述、考证当时是怎么回事;文学史不要求解决复原的问题,而是解决对作品解析的问题,这就要求文学史家进行建构。

  那么,文学史研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?简单来说,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,文学史研究的标准原则是历史的和美学的。所谓“历史的”,就是要考虑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特点,还要考虑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。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有一个特点,它是变化的,一个事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。所谓“美学的”,就涉及文学作品本身,你要考虑到文学作品的特点。

  谈到文学作品,文学有它自己的特点,有它自己的属性,也有它自己的标准,我们要历史地看待。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现象,什么现象?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有新变化,但是这个变化不一定完全是好的,所以需避免单纯说好说坏。比如韩愈的诗和他之前的诗不一样,一方面题材扩大,以前一般不入诗的他都写,写田鸡,写人的酒醉呕吐状;另一方面,从文字、审美上,唐诗到了韩愈这,诗风为之一变。刘熙载曾评价说,韩愈是以丑为美。我们在整理韩愈的集子时发现,清代很多人对韩愈写的有些诗提出质问,说这是他的诗吗,可能是假的。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质问?他们认为不像诗了。走得过远,就会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说,在探讨历史的和审美的如何统一起来时,也要认识到两者有些时候是不统一的。又比如《金瓶梅》,从历史英雄传奇到写平凡的市井人生,这是大的变化,这个转变是很好的。为什么?小说最适宜的对象就是普通人生。但是《金瓶梅》丢弃了过去像写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那种英雄气概,而且走得太远,人们都变得庸俗、低级。这种现象,我们在研究中都要说清楚,而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谈,文学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

  “不是在想作品好坏的问题,而是想从里面认识问题”

  问:您曾表示,现在每天仍在思考问题,思考最多的就是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,还要埋头故纸堆查阅相关的史料。有何新感受?

  答: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上的大学,当时学校给我们开马克思主义课,我还是学得比较认真,也觉得确实有道理。我在教书或学习中碰到了很多不同意见的评论,我就想应该怎么认识更好,这样就让我对问题很感兴趣。然后我又会想,我能不能研究得懂这个问题?我感觉到对有些问题要具体分析,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。我发现,我们的一些争论往往在不同焦点上。比如说1959年郭沫若先生提出为曹操翻案,当时他提出,曹操形象被丑化,是《三国演义》把曹操反面化,因此舞台上曹操成为大白脸的奸臣。为曹操翻案这是对的,历史学家应该看历史人物的贡献和作为,曹操在当时使中原社会稳定发展,他是有贡献的,应该翻案。但牵涉小说形象,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为什么呢?主要包括两个方面:一方面,丑化曹操不是始于《三国演义》,在三国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有这种现象,比如川、陕那一带写曹操都是不好的,不同地区对待曹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另一方面,曹操形象被丑化是宋元时期历史正统观念下的产物,不能说文学写的完全要不得,为什么?这里面有个问题,马克思、恩格斯都曾经说过,旧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注意到人民的道德品质与主观动机。它强调的是主观动机,而不是实际上的作为。

  我觉得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过去的事情,因为它现在还存在,人们还在读,还在对它发表意见,这就是现实的问题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,对于文学史,我过去提出一个意见来,就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。对于过去的文学史,我们要用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,因为文学史研究需要一定的术语。但从对古代文学研究中,还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与现象,因此文学史是不是还有一个任务,或者意义,就是创造理论、丰富理论、深化理论。理论就是从对文学作品解析中升华的。比如对于《西游记》,从明清到现代有很多说法。胡适说《西游记》就是一个游戏之作,说它没有什么伟岸大义,最多不过就是一些玩世不恭主义。说它游戏、诙谐是有的,但玩世主义本身就有一种思想倾向,玩的是什么世?嘲讽的是什么事?所以我想来想去,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:这个旧的题材———佛教故事,歌颂圣僧玄奘的伟业和取经的精神,在历史流变中产生了变化,一方面是趣味转移了,不再单纯弘扬佛教,还有斗争、神话,增加了趣味性;另一方面是思想内容变化了,虽然没有完全明确,但对于旧的神佛条教的调侃,无形中将宗教神灵的光环给冲淡了,作品的题材和倾向性不一致,是矛盾的。

  我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能够获得一些更多的知识,对文学史的看法就不是那么片面化了。对现在一些不太合适或不太准确的说法,我就是这样思考的,我不是在想作品好坏的问题,而是想从里面认识问题。

  问:您曾说过,“我近六十年没有离开过山大,一直到现在都还没退休,我事实上就是终身教授。”是什么支撑您一直坚守在山大的教学岗位上?在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如何协调?

  答:对于我来说,教学和科研没有什么冲突,给学生们讲课,常常就会讲以上思考的这些问题,听听反应,看有没有提出反面意见的。如果有,我再继续考虑;如果觉得有道理,讲过两次三次,慢慢考虑细了,道理充分了,那我就写成文章。所以我有些文章,都是针对问题而发的,问题常常是给学生们讲过几次后逐渐解决的。

  问:您在科研与教学方面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?

  答:手头上有两个活儿,但还没有做。一个是我的体会理论问题,比如因为我这些体会,所以我才会对接受美学提出质疑。接受美学把接受作为主体,歧视文本、放弃文本,并认为接受是最好的。文学史确实需要读者,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,你放弃了文本,你自己就什么都不是,所以接受理论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最后还是得回归到文本上来,文本是它摆脱不掉的一个支撑。我们大家都赞成接受,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多样性是存在的,但不是所有读者的理解都符合作品实际。要研究接受问题,就要考虑多种解释。我写《清代<西游记>道家评本解读》就不是理解、诠释作品,而是把自己的东西套到《西游记》上来,所以这不是正常的诠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《红楼梦》索引派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放弃写出来的东西,而去注意、关心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。维护作品我们是维护已经写出来的东西,你可以评论,但不可以抛开它。

  另一个是关于《聊斋志异》的一些研究论证,比如鬼、狐形象,鬼的形象不能乱造,它有个局限,为什么,鬼毕竟是死掉的人,所有的鬼都带有生前的记忆;狐则不同,它没这种界限,怎么写都行,狐实际上是一个万能角色。

 

 

 

 

责任编辑:程安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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