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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首弦乐四重奏

时间:2014-03-12 14:54  来源:新浪  作者:程安琪  阅读次数:

  名家名曲: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首弦乐四重奏

 

       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共写了十五首交响曲和十五首弦乐四重奏,两个十五构成其音乐成就的核心,数量虽然一致,但作曲家在两个领域内的创作步履并不一致。他在1938年创作第一号四重奏时,已经32岁了,写了五部交响曲。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,只写了两部交响曲,弦乐四重奏却写了整整半打!

 

  《第三弦乐四重奏》创作于战后1946年,当时作曲家享有“战争交响曲”带来的盛誉,还未经受48年日丹诺夫的批判。这个阶段的作品不少与犹太音乐相关,1948年他写出了《犹太民间诗歌》。《第三四重奏》一共五个乐章,每个乐章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,看来作曲家是打算师法贝多芬(听歌),将性格不同的乐段放在一起,然而彼此之间又有呼应。《第三四重奏》的呼应点,就是犹太风格。无论是在怪异的圆舞曲、还是在哀伤的柔板中,犹太音乐元素始终萦绕不去。作品最后结束于暧昧而幽静的F大调,似乎言犹未尽。

 

  作曲家的弦乐四重奏大多是为贝多芬四重奏组创作的,该组合成立于1946年,也就是《第三四重奏》创作的当年。该作自然是他们的保留曲目,乐团成员给每个乐章都起了一个小标题,这些标题似乎得到了作曲家的认可,但从未出版过,譬如凶悍的第三乐章叫“战争来临”,而最后一个意犹未尽的乐章,起名为“永恒的问题:为什么?到底为了什么?”

 

  耐人寻味的是,肖斯塔科维奇的“犹太音乐时期”恰逢苏联境内反犹主义沉渣泛起,这在战前无法想象,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中犹太人很多。苏德战争期间,为拯救颓败的民心士气,官方大打“大俄罗斯”的民族主义牌,导致丑陋的反犹阴魂附体重生。更重要的是,战前一波波的迫害浪潮将一切反对派视为“非人”和“人类渣滓”,正为日后具有同样逻辑的反犹主义埋下种子,一旦土壤成熟,恶果即破土而出。由此,后人重新审视作曲家的这个创作时期,或许会引发诸多猜测和感慨吧。

 

  五十年代,熬过了日丹诺夫形式主义大批判的作曲家,进入一个彷徨期。这个时期内,他写作的大型“官方作品”较多,如《森林之歌》、《阳光照耀祖国》,这些作品虽然音乐语言流畅明朗,技法成熟,但却显得平庸保守。1960年,作曲家荣升俄罗斯作曲家联盟领导——这是新近成立的,与赫连尼科夫领导的苏联作曲家协会并列(不清楚是平级单位还是上下级)。写作官方奉命之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作曲家担心自己才思枯竭。由此,我们或许可以猜测,正是这个局面,迫使作曲家将重心逐步转向弦乐四重奏,这一更为私密自由的体裁。

 

  很多大艺术家都有所谓的“晚期风格”,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典型,写于1960年三月的《第七四重奏》标志着作曲家进入孤寂、晦暗的晚期。可以做一个对比,作曲家公开展示的官方作品编制庞大,陈词滥调,而弦乐四重奏则完全与之分道扬镳,用最精简的体裁,寄托心言,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。

 

  《第七四重奏》就是很私密的悼亡曲。作曲家的妻子尼娜在1954年去世,第二次婚姻不太成功。1960年正逢尼娜的五十冥诞,这首四重奏就是题献给亡妻的。《第七四重奏》是所有十五首四重奏里写得最精简的,三个乐章只有十一分钟左右。前两个乐章不超过四分钟。最后一个乐章长一些,但细分起来,其实里面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段落,简直可以分为两个乐章。因为作曲家在其中运用了一个全新的素材,一个小快板的圆舞曲,其实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歌剧《姆琴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》中的爱情主题,当初那是献给尼娜的。作曲家用这个特异手法来悼念亡妻。第二乐章慢板中,作曲家首次在四重奏里运用了滑音,带来一种奇异荒诞的效果。整个作品充满着疏离、孤独感,最后,在那个怀想往昔爱情的圆舞曲主题中稍稍得到一丝宽慰。

 

  1960年对作曲家是个极特殊的年份,他升任俄罗斯作曲联盟的领导后,随之而来的,是加入苏共的压力,当初三番五次批判过他的人,这回看中了他的声望,要利用他,为官方唱赞歌。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屈服了,他在五十四岁的时候,当了领导,入了党(比他小一辈的施尼特凯就顶住了压力,拒绝赎买,也可归因于环境宽松了许多)。曾有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是作曲家违心地被迫入党,造成精神上极度压抑和沮丧。《第八四重奏》就诞生于此期间,准确地说,是1960年的七月,德累斯顿,他在那里为电影《五天五夜》配乐。这是一部以德累斯顿战争废墟为背景的电影,二战期间,英美轰炸机曾对德累斯顿实施毁灭性轰炸,全城被毁,数万平民丧生。作曲家在配乐期间,抽出时间,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《第八四重奏》。一定是有某种特别强烈的冲动,才促使他几乎是笔不停顿地把音符倾泻纸面。

 

  而且,这又是一部那么特殊的作品。由于从头到底贯穿了作曲家的姓氏音名主题,也就是D, E flat, C, B,被认为是他最具有自传性的音乐。这个四音主题在音乐一开头就能听到,就像作曲家在说:看,这就是我。

 

  肖斯塔科维奇在《第八四重奏》的标题下写道:“献给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受难者”,表面来看,似乎是呼应了《五天五夜》的背景,但作曲家在写给好友格里克曼的信中,所说的和公开发表的说法恰恰相反,证实这部从作曲家笔下奔流而出的作品,其实来自非常私密的动因,是作曲家题献给自己的死后纪念音乐,他这样写道:

 

  “无论我多么想静下心来,完成为电影谱写音乐的任务,可眼下却难以做到,代替电影音乐的,是我谱写的一首大概谁都不需要、也不太理想的四重奏。有时我想,如果我在某时一命呜呼,未必有人能专门作曲来寄托对我的哀思。因此,我决定自己为自己先写这么一首乐曲,甚至可以在封面上写道,‘为纪念这首四重奏的作者而作’????????????这部四重奏虚假的悲剧色彩是这样产生的,我在谱写过程中流的眼泪,和一个人猛灌啤酒后撒的尿一样多。回国后,我曾两次试着弹奏这部新创作的四重奏,可仍然流泪不止,但这已不是由于作品中虚假的悲剧色彩而痛苦流泪,而是因为我对完美的曲式感到惊讶和激动而流泪。或许,某种程度的自我陶醉在起作用,但这种自我陶醉很快就会过去,代替它的必将是自我批评的不舒服感,犹如酒醉之后的难受一样。”(《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》东方出版社,191页)

 

  这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独白,非常契合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观点,他认为《第八四重奏》体现了集权主义体制下的人性典型,强制和受强制、虐待和自虐、讽刺和自嘲、冲动和无力、宣泄和忏悔等种种表征,每一种姿态都是模棱两可,自我被不停地消解,并在消解的否定中得到满足。《第八四重奏》彻底瓦解了肯定式的个人表达、或是集体感召为宗旨的音乐传统,虽然它通篇说的都是“我、我、我”,但是“我”却是被不断被强制和被否定的。在《第八四重奏》的最后,音名主题“我”变成一个毫无生气、奄奄一息的空壳,它仅仅是存在着。

 

  《第八四重奏》给出的答案是,统一完满的自我认定在集权体制下,是绝对荒谬的。因为一切的一切,哪怕是最坚实神圣的信条、最威严堂皇的偶像,都有可能在一瞬间崩溃、被颠覆,一切都无法猜度、无法控制。齐泽克讲了一个异常精彩的故事,他没有说出处,但我曾在纪录影片《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》中听过有老辈人说起过。这个故事就像作曲家的谐谑曲一样冷酷,令人哑然失笑的同时,感到毛骨悚然:

 

  1937年春,肖斯塔科维奇被传唤至人民内务部委员会总部大楼,他面对的是调查员赞切夫斯基。作曲家事先应该猜得到几分此次调查的目的,他的最大庇护人与好友,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刚刚被捕。果然,赞切夫斯基要他交待,图哈切夫斯基是否谈及过“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?”作曲家万分惊恐地否认曾和元帅谈论过任何政治话题。“那好,今天是周六,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,但到了周一,你一定会回忆起所有细节。”可以想象,作曲家是怎样度过一个噩梦般的假日。周一早上,作曲家收拾行李,告别家人,回到内务部大楼,准备入狱,可得到的消息却是:赞切夫斯基已在周末被捕,他是一个潜伏的反党分子! 

 

 

责任编辑:程安琪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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